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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明德”观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苏琳  时间:2017-07-17

  “明德”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虞舜时期。《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五帝本纪》又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记载大禹事迹的遂公盨铭文也载:“民好明德,顾在天下。”“明德”不仅是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更是一种施政理念,它与远古帝王、三代明王和后世明主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人治的社会,执政者的道德修养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治乱兴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实质是追慕尧舜文武之“明德”也。

  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德化的政治,政治与道德紧密结合,梁启超针对儒家政治就有过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的论断。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首先要有“明德”,并且能够以德化人。《尚书·梓材》载:“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可见,“明德”不仅是人王克配天命、永保天命的依据,也是“受民受疆土”的先决条件。《尚书·君奭》载:“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诗经·大雅·皇矣》亦有“帝迁明德”“帝谓文王,予怀明德”的记载,孔颖达疏曰:“以文王有明德,故天归之。”

  “明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修身,更是为了更好地执政。这就意味着必须对最高统治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故《左传》成公二年载:“明德,务崇之之谓也。”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以身垂范,以德化民。“明德”与“明王”紧密相连,《大戴礼记·主言》就详细阐述了孔子的“明王之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言》当为《王言》,因为在西汉早期一直存在着中央政权与异姓王、同姓王的斗争,而戴德所编的《大戴礼记》后又被立于学官,所以生活于西汉宣元时期的戴德在选辑此篇时,把“王”这个敏感的字眼替换成了“主”。孔子对“明王之道”的认知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道德说理的层面,而是指出了实践“明王之道”的途径,那就是王者内修“七教”,外行“三至”。

  何为“七教”和“三至”?《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该篇还载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孔子认为,修身是从政的前提,欲正人先正己,人君只有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身作则,百姓才会效法学习,社会风气也才会随之改善,社会治理才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孔子说:“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孔子认为,“七教”是人君治国理民的根本,只有人君坚持德教,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三至”则体现了孔子礼乐治国的为政理念。孔子认为,明王只有达到“至礼不让”“至赏不费”“至乐无声”这三种境界,才可以对外征伐。

  明王所征伐的对象必定是无道之君,是为了吊民罚罪,必然会得到所征伐之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所以《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衽席之上乎还师。”孔子认为,明王所进行的征伐是战无不胜的,在他看来,征伐有时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孔子还在《大戴礼记·用兵》中把战争分为两种,即“圣人之用兵”和“后世贪者之用兵”,这两种战争的动机和后果是截然不同的。

  孔子还认为,明王要达到天下大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劳苦和耗费。所以《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主之道也。”这里所提到的“不劳不费”是孔子“无为而治”政治理想的具体化。文中还提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这也体现了早期儒家“无为而治”的施政理念。这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相契合,《论语·卫灵公》也载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认为,“明德”不仅是“明王”“圣人”为政理民的重要前提,同时还是他们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大戴礼记·少间》就对“明德”与民族关系的处理有着详细的阐述。在孔子看来,虞舜、商汤、周文王因有“明德”而得天下,并得到四夷的归附;相反,夏桀、商纣因失“明德”而失天下。

  虞舜时期以及夏、商、周三代处于“王朝国家”的前期,具有明显方国时代的特征,这时中央政权还不够强大,归附他的四夷时降时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单纯依靠政治力量、军事力量来解决民族问题是不现实的,必须要借助道德的感召,使四夷增强对华夏的文化趋同和心理认同。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一个德化的政治,而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历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央政权在处理与四夷关系上必定带有德化的色彩,这就要求最高执政者必须能够“明德”,还要讲信修睦,这样才能协和万邦。

  据《大戴礼记·少间》记载,孔子认为,执政者要想倡导“德政”,就要首先“发厥明德”。他认为,舜、禹、汤、武丁、文王等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圣王,不仅是因为他们受命于天、修德砺能,得到本部族的拥护和支持,而且他们都有德化天下、四海一家的胸襟和气魄,使四夷能够自觉向中央政权归附和靠拢,在地理格局上形成众星拱月之势,这样就使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有了和平的外部环境。相反,夏桀、商纣没有秉承、发扬先王的“明德”,连自身性命都没能保存,整个王朝也随之灭亡,所以更谈不上正确处理华夷关系了。

(朱赞赞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0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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