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盛夏的一天下午，上地回来的我，端着一大老碗扯面吃得正香，邮递员推开虚掩的柴门，交给我一封写着我名字的信函。我接过信函，像捧起烫手的山芋，心里七上八下。信函很薄，我猜大概是落榜考生都会收到的一纸安慰信。我哆哆嗦嗦拆开信函，一张入学通知书和两张印有鲜红校名的行李签像三道神奇的金光射入我的眼中——我的大学梦实现了！我高兴得一下子蹦起老高，连声欢呼：“爸、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父亲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淡淡地问：“学校在哪里？”我回答：“在首都北京！”“路费得多少钱？”“四十二块五。”父亲吧唧吧唧地抽着烟，不吭声了，一时间似乎又苍老了许多。常言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那时，家里平日买盐灌醋还要等后院那两只芦花母鸡下了蛋才行，亲戚朋友又个个穷得叮当响，四十二块五，这在当时犹如天文数字的钱，根本无法筹措。母亲放下饭碗，一言不发，两眼含着泪花。我望着鬓发斑白的双亲，心里一酸，忙安慰说：“上不了大学不要紧，我入伍体检合格，可以去当兵。我算盘打得好，队里缺会计，当队长的表哥本来就想让我留下来哩！”
就在我的心变成一坨寒冰的时候，我拿不出赴京上学路费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母校三原南郊中学，时任校团委书记的刘建涛老师捎话让我去一趟，见面后，他踌躇半天才说：“咱们学校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这样名牌大学的太少，放弃了可惜。你是咱团的组织委员，写个困难申请，让生产队证明一下，咱们用团费给你解决路费。”我心里咯噔一下，轻声问：“这能行？”那个年代，团费每人每月才缴几分钱呀！我更担心，不能让刘老师因为我而犯错误呀！刘老师说：“我和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翟培伦同志等有关方面磋商过了，特事特办，行！”告别的时候，我向刘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刘老师，谢谢您！”转身走出房门，不觉泪流满面……学校离家近10公里，回家的路上，我几乎是纵情奔跑。我的心中，像万里蓝天飘过五彩祥云，坎坎坷坷的乡间土路多了几分生机，五颜六色的野花小草多了几分娇艳，甘蔗林似的玉米田多了几分雄浑，大雪架般的棉花地多了几分壮美……
路费解决了，我又用近一个月打柴、挖药卖得的两元钱买了一堆木条，自己动手钉了两个可装行李的木箱，这才圆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
人生的道路崎岖又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假若不是刘老师雪中送炭，关键时扶我一把，我就可能与北京那所名牌大学失之交臂，并因此而改变一生！
花甲之年后，我告诉儿子：“爸从1968年参加工作起，每年必去看望的只有刘建涛老师。近些年，爸为啥要带你一起去？就是要让你记住刘老师的家门。假如爸走在我的老师之前，每年春节，你一定要代替爸爸去看望一下刘老师，直到刘老师百年之后。这是爸爸唯一委托你要坚持必办的一件事！”儿子笑着说：“你身体好着呢！”可我深知，人生无常，我的不少同学已经英年早逝。
2014年5月28日下午，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显示是刘老师的号码。我忙问：“刘老师你好？有啥事要我办？”对方声音低沉地说：“我不是刘老师，我是刘老师的大儿子。你的刘老师已经在今晨病逝……”
惊闻噩耗，我当即与家人奔赴刘老师家。面对灵堂前刘老师慈祥的遗像，我泪如雨下……刘老师的儿女拉着我走进刘老师的卧室，从床头拿起我送给刘老师载有我写刘老师小文的书，激动地说：“我父亲把你写他的这一篇一直折着，逢年过节，就翻出来看一看……他说你从1968年大学毕业后，每年都来看望他，连续看了46年哪！”2014年5月31日清晨6时许，我与家人赴县殡仪馆参加刘老师遗体告别仪式，万语千言，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吴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