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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远平在纪念渭北革命根据地建成八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来源:陕西日报  责任编辑:苏琳  时间:2017-11-23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习远平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父老乡亲: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纪念渭北革命根据地建立85周年,深切缅怀革命前辈在这方热土上留下的峥嵘岁月,在此,我谨向为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浴血战斗的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代表我母亲齐心同志,向渭北老区人民,向三原的父老乡亲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向出席这次会议的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向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三原的武字区、心字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渭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于1931年5月,在1932年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到1933年夏天在敌人三面“围剿”之下实施战略转移,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红色割据的两年多时间里,许多革命前辈不畏白色恐怖,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出生入死,矢志不渝,让革命的烽火在渭北大地熊熊燃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是陕西共产党人探索武装割据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实践,为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探索了道路,提供了条件。没有渭北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有之后的照金和南梁。我父亲每每回忆起渭北革命斗争的岁月时,总是深有感触,他说:“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

  1984年7月14日,我父亲在接见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时,谈到陕甘边的历史问题时指出:“要写陕甘边,一定要先写心字区、武字区、渭北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是继照金根据地之后发展起来的。”

  在1986年4月7日,我父亲与时任陕西省委组织党史征集研究领导小组组长的习仲凯、副组长白玉洁谈话时也指出,“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舞台,为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创建培养了干部,积蓄了力量。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先后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在这里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苏区的工作。刘志丹、黄子文、金理科、杨森、王伯栋等革命先烈曾在这片热土上带领红军战士英勇杀敌,贾拓夫、汪锋、张秀山、赵伯平、黄子祥、黄罗斌、刘映胜等革命先辈曾在这片热土上带领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和建设根据地。在这片热土上,镌刻着许多伟大的名字,也书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1986年秋天,我父亲特意邀请黄子文烈士的遗孀李盛云来北京观光,他们在一起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年那些难忘的岁月,我父亲称赞渭北黄家是“满门忠烈”。当年红二团南下作战失利,部队被打散。危难之际,红二团团长王世泰辗转来到渭北,黑夜里摸到黄家躲藏起来。几天后,黄子文的夫人李盛云不顾自己的安危,把王世泰伯伯的两支手枪装在篮子里,与他假扮夫妻,一直将他护送过渭河,使王世泰伯伯安全返回了照金根据地。

  渭北的富平是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而三原是他从共青团员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光辉起点。我们老家富平淡村和三原武字区阡陌勾连、鸡犬相闻。1922年,我父亲在富平都村小学上学时,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三原县陵前镇的郭培生先生,郭老先生治学严谨,思想开明,同情革命,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28年初,我父亲考入设立在三原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工作。3月下旬,因参加革命活动,我父亲等9名进步学生被当局逮捕关押于三原县府监狱。在狱中,我父亲坚持革命斗争,并在中共三原县委学运干部武廷俊的主持下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年他还不满十五周岁。他曾回忆说:“我在狱中的一切行动,都听武廷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干什么,如何干,我都坚决地按他的吩咐执行。”1928年8月我父亲出狱后,适逢“民国十八年年馑”,春秋颗粒无收,老百姓饥寒交迫。在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的领导下,我父亲往返于淡村与武字区之间,和黄子文、唐玉怀等组织开展筹赈分粮、抗粮抗捐和打击反动民团的革命斗争,他还在家乡发展了周冬至等一批共产党员。1930年春,受中共三原特支委派,我父亲冒着巨大危险,利用郭培生先生的亲戚关系,和郭明效一起,奔赴驻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王德修支队,开始兵运工作。当时,从渭北进入这支武装的共产党人还有李秉荣、孙一君等数人。历经两年多的兵运工作,在1932年4月,我父亲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秘书长、特派员刘林圃领导发动了两当兵变。

  两当兵变后,我父亲又投身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烽火岁月。1932年10月中下旬,在收棉花的时节,我父亲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回到武字区,特务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他担任政治指导员。武字区后区游击队常驻甘涝池村,在三原、富平、耀县交界地区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开展抗粮、抗款、抗税、抗捐、抗债斗争。同年12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我父亲任县委委员。1933年2月,我父亲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主要从事学运和武装斗争,还分工联系富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他在陕西省立第三中学、王泰吉骑兵团驻三原的两个班里面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就有王泰吉的侄子、十三班的班长王英。当时,他还坚决抵制了要求这两个班在三原县城就地起义的“左”的做法。

  在三原期间,我父亲还和赵伯平等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赵伯平时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是他的上级领导,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中国革命。他曾回忆说:“赵伯平对我帮助影响很大,每天抽出两个小时,到三原城外给我讲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讲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历史。在三原城墙上和我说话的神态,就像刚发生在眼前,令人久久难忘。”我父亲视赵伯平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是对他帮助影响很大的人。

  在1933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选派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批干部到照金工作,至此,他离开了渭北这方红色的热土。

  在渭北,我父亲和战友们带领人民群众一道打土豪、分田地,赈济灾荒,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形成武装割据。在血与火的年代,他们历经艰难和挫折,经受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也把一腔赤诚和一段传奇永远地铭刻在渭北的土地上。我父亲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有着高度的评价。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他写道:“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他认为,“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父亲一直热爱着渭北这方热土,一直惦念着渭北的父老乡亲。1958年9月父亲在陕西视察工作期间,我父亲专程赶到三原陵前镇(原武字区)看望老战友黄子祥伯伯及黄子文的遗孀李盛云伯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子祥伯伯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久别思念的信,反映三原老区的新变化。1979年8月,我父亲给黄子祥伯伯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回信,他写道,“府上一别,二十余载,怀念故人……”1979年,陵前公社党委书记张正同志向已在广东省委任职的他汇报他们迎来了包干到户的第一个粮食大丰收,并反映运输紧张的问题。为支援老区建设,我父亲即向公社党委写了慰问信,并将广东生产的南粤牌卡车调剂了两辆,以应急需。1984年4月,我父亲邀请武字区的老战友孙海章伯伯去北京,当得知孙海章伯伯的组织关系自1932年8月被错误开除一直未能恢复时,他随即写了证明材料,并亲自邮寄给三原县委。1987年3月,经省委组织部批准,孙海章伯伯的党籍终于得到恢复。1997年6月,三原县委召开黄子文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我父亲在电报中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在1998年6月,他特意委托我母亲回到三原陵前镇专程看望88岁高龄的李盛云伯母。2000年6月下旬,我父亲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思念之情,再次委托我母亲带我和我姐姐回到三原,考察他当年革命战斗的旧址,走访、看望健在的老人,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

  历史是今天的镜鉴,也是未来的启迪。在全国人民学习十九大精神的热潮中重温历史,缅怀先辈,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担当,矢志不渝、埋头苦干,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渭北是陕西共产党人创建的第一个苏区,在陕西党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位置。岁月沧桑,斗转星移。85年过去了,今天的渭北大地一派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景象。站在这方红色的热土上,似乎能聆听到那并不遥远的历史的声音,在激励我们沿着先辈们走过的足迹,承继先辈们坚忍不拔、革命到底的必胜信念,永葆先辈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弘扬先辈们不畏艰险、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砥砺奋进,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祝愿渭北老区的明天更加美好!祝愿陕西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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