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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报的那些日子

来源:陕西日报  责任编辑:苏琳  时间:2020-06-16

  (一) 老总风采不褪色

  1961年9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日报社,开始了新闻从业生涯。那时,我不到21岁,报社人人都叫我“小肖”,这称呼亲切得让人马上有了大家庭的感觉。我每次都答应得挺欢。

  不久发现,大家成天吊在嘴上的是另外一个“小”,“小丁”。“小丁今天布置的。” “这事得问小丁。” “小丁同意吗?”打问这“小丁”系何许人?答曰,“丁济沧呀,你咋不知道?”吓人一跳,原来是总编辑,一社之总(那时没有社长)!丁总是在延安给毛主席校对过文章的老革命,难道可以称“小”,叫成小字辈?

  可那时上上下下、人前人后谁都这么叫,说是打延安起就叫习惯了。我实在叫不出口,硬撑着喊了几个月“丁总”,反而感到有点儿生分,只好入乡随俗改叫了“小丁”,感觉果然大变,一下便亲近起来。

  “小丁”便这样一直叫到“丁老”,由西安叫到北京,由《陕西日报》总编辑叫成《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一直叫成了耄耋老人。“小丁”和一个时代、一种风气,永不褪色地留在了我的回忆中。

  说到当时的领导风气,我还要特意感谢后任的张光总编辑。有年夏天,报社组织大家去沣河游泳,那时沣河的水还又深又清。我水性不太好,却不知深浅,被一股湍流冲到了深处,正死去活来挣扎之时,张光好似浪里白条赶了过来,一把抓住我,遂救小命于鬼门关前。我在沙滩上吐了几口水,稍坐一刻,旋又跳进河里,不是不怕死,是想向大家证明自己,也是想检验一下刚捡回来的这条小命好使不好使。

  后来,我和著名生态作家徐刚在电视里谈秦岭生态,还调侃说现在的沣河水浅多了,怕是连我这矮脚虎也淹不死了。

  2018年省上春节团拜会时,我见到了张光老人,说起这段往事,他竟然还记得,“那回真是太危险了!”

  (二) 粉丝中的强力钢丝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陕报社址在西安东大街。院内有一座礼堂兼食堂,只随便摆了三两张方桌——因为主要承担着纸库的职能,码到顶的卷筒纸占去了大半空间。

  就这三两张桌子也少有人坐,大家喜欢端着老碗圪蹴在礼堂门外屋檐下的水沟牙子上吃饭,边吃边谝,交换信息,活活儿是关中农村的老碗会。章彬、张光、陈明、程万里、杨田农、袁良、毛锜等等,都是老碗会的骨干成员。倒是不大见“小丁”,他是上海人,想是腿功欠火,圪蹴不下来。

  印刷厂有位老师傅是秦腔名旦华美丽的铁杆戏迷,他听不得别人说华美丽半个不好。有次,几位饭场上的朋友逗他,有意圪蹴在他一旁,专贬华美丽,让他听见。你猜怎么着?老师傅脸色渐次不对,终于跳了起来,一扬手将满老碗旗花面扣在了一位饶舌者的头上,气呼呼扬长而去。

  隔着墙,常会飘过来一家腊味店的香味,诱惑着我们当时还没有脱贫的胃。随着飘过来的还有“著名市井女士”春女连说带唱的疯话。

  (三) 王老九圪蹴着写诗

  1962年4月,《秦岭》副刊从临潼接来了农民诗人王老九,请他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写首诗,说点感想。老汉被安顿在东大街老陕报红楼地坑里的招待所,第二天便拿出初稿,来办公室给我们念。让吕震岳、杨子青、毛锜我们几个提意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老九可谓大名鼎鼎。他的那首《想念毛主席》编进中学课本,文学史也作了介绍。老汉是临潼相桥人,年轻时就开始写快板诗,揭露地主恶霸的罪行,也劝人不要吸毒、赌博,在民间流传。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诗有了发表的机会,文联、报社还派专人去帮助整理、出版。直至老汉故去二三十年后,家乡的“王老九诗社”仍旧活跃在民间。

  我们副刊的组长吕震岳先生已是培养了很多作者的老编辑,毛锜是获过奖的青年诗人,他们都给老汉的诗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最后的“体力活”——帮老汉抄抄改改的任务落在我这个小青年身上。

  王老九坐不惯报社高靠背的大藤椅,在安静的办公室也写不成诗。他得念念有词,吟着写着。他像握毛笔那样斜握着钢笔,一个字要占稿纸的两三格。我俩搬了两个凳子放在大楼前球场边的南墙下。王老九不坐,靠墙圪蹴下,将凳子当桌面,迎着阳光解开棉袄扣子。我这个南方人没有老陕的蹲功,又不便在长者面前独坐,便用洋学生的蹲姿,一条腿跪着,一条腿弯成直角当桌子使。

  一上午诗改完了,经文教部主任杨田农审定,发了稿。后来,新华社记者还拍了《农民诗人王老九在陕西日报改稿》的照片,发了通稿。照片上,吕震岳和王老九作探讨稿件状,诗人毛锜和我作陪。照片留下了那个年代的温馨,也留下了许许多多酿造温馨的人。

  不能说王老九那天写的诗水平就一定很高,但当时那种气氛——文化人诚挚向老百姓学习、为老百姓服务的气氛至今温暖地留在我心间。

  (四) 柳青的目光“咬透铁锨”

  1962年夏天,到陕报副刊工作不到一年,我曾给陕西作协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和广州的秦牧、上海的吴强、福建的郭风等知名作家去信组稿,结果是杜鹏程、秦牧、郭风各寄来一稿,王汶石用毛笔回信说暂无短稿,有即奉上。而柳青杳无回音。

  我不死心,便“打”上门去,骑上自行车去长安皇甫村面约。走进柳青住的中宫寺,穿对襟褂平头蓄髭的他,很不给我面子,说:“云儒,稿子不是约出来的,不是命题写得出的,心里有话才有稿子,有了稿子我会寄去。”他说得很慢,好像在斟酌用词,不想伤了眼前的年轻人。但目光却如解剖刀般的锐利,正像他的中篇小说《狠透铁》里描写的老支书的目光,很有一股子“咬透铁锨”的劲头。

  大约三四个月之后,这年的深秋,报社文艺部副主任叶浓突然将柳青的一篇来稿交给我,要我编发,那便是《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稿子是作为自由来稿寄来的,秀气的钢笔字写在发灰的糙纸上。在给编辑部的信里,柳青以驻村干部的口气,说明编《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的用意,是因为农村草料紧缺,想用这种通俗的形式归纳一下喂养牲口的经验在农村推广,复壮牲口,提升农业生产力。

  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觉得《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中有几句韵似可推敲,便改了。叶浓并不认同我的修改,一定要送柳青过目,于是我又跑了趟皇甫村。柳青见了我改的韵,显然不高兴:“你是南方人,说北京话,我的韵是老陕话,农村好流传。”眼镜片后,他的目光又似解剖刀般锋利,我再一次感受到关中老农“咬透铁锨”的劲儿。

  《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发表后在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人民日报》转载了,引起全国舆论关注。联想到柳青后来写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预见性地提出陕北应该尽早还林还草、多种苹果,我对作家乃至整个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理解更深了。作家不但是社会和心灵的书记员,也应该是社会和心灵的建设者啊。

  (五) 陈忠实与陕报很“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陕报气氛相当好。记得当时陕报副刊的三五个人都挤在一个大房间里办公,背靠背面墙坐了一圈,各自处理稿件,很是安静。其时还没有电脑,是用红笔在稿纸上编来改去。改得太乱了,还得帮作者重抄一遍。

  突然有人一拍桌子,大叫一声,“好!好稿!”原来是吕震岳,他赞口不绝地说:“半个月前,我给忠实去信组稿,这么快便拿出个短篇!你们传看一下,我意马上发!好稿呀,好稿!”他嗓门挺大,是园丁见了好花的那种兴奋。

  这就是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面世前一刻的现场。那时忠实还是灞桥区的基层干部,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一直是老吕重点联系的副刊作者。

  《信任》引发了极大反响,老作家杜鹏程、王汶石极为称赞,推荐给《人民文学》再次发表,获得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忠实专门有文章回忆老吕和陕报的伯乐之情。一位文学大师就这样从陕报脱颖而出!

  过了十多年,我调离报社之后,忠实又与时任陕报文化部主任田长山合作写了农业科学家李立科的长篇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再度获得了全国报告文学奖。一个省级报纸副刊两次获得全国文学大奖,属罕见。陈忠实功不可没,也因此与陕报“铁”了一辈子。

  (六) 浇灌与培育

  改革开放之后,人到中年的我从基层调回报社,重操旧业,内心有一种追回光阴的冲动。每日努力编稿,消息写作也总想着探索、出新,便浪得了几个全国和省级的新闻奖。

  一天,时任副总编的程万里把我叫去,说《新闻研究》(即后来的《新闻知识》)的主编刘成祖(程走)约他写一篇研究新闻写作的文章,他选择我的消息写作来评论。我吓得拨浪鼓似的摇手、摇头,连说不可不可不可。程万里从抽屉里拿出稿子,原来已经写好了,题目是《评肖云儒的文艺新闻写作》,要我看看,提提意见。我心律不齐地走了。

  文章竟有七八千字,通过《看陈毅怎样当市长》《农民进电影公司审片》《世界濒危鸟类朱鹮增加到10只》《秦岭山中记者与野生大熊猫亲密接触》等十几篇消息,归纳了我新闻写作的一些特色,如抓特点、抓细节、视角求异、表述个人化等等,多有奖掖。读得我又一次全身大汗,赶忙跑去找主编程走。他和我一道下放汉中,在一个宿舍住过,话好说。我请他务必劝程万里撤下稿子,我说专门对一个记者的新闻写长篇评论,报社还无先例。我是个编副刊的,写消息极少,报社老记者比我写得多、写得好的人多了去了,无论如何轮不上我。程走开始还说服我,后来便光笑,可能笑我是惊弓之鸟吧……

  陕报多么好,陕报人多么好。回想起来真是“别梦依稀‘恋’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呀!我斗胆改毛公大作一个字,来为小文作结。(肖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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