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是编剧阎可行根据作家韩晓英的长篇小说《都市挣扎》改编的大型眉户现代戏。该剧在充分尊重和把握原著创作思想的基础上，以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化为背景，反映了以主人公林夕为代表的农民群体为追寻现代文明、追求人生理想、重塑自我形象而奋斗的命运历程。无论是在题材选择上还是主题挖掘上，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舞台艺术上，这都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剧作。

　　近年来，以城乡二元融合为题材的舞台剧和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蓬勃多姿。从内容上来看，这些作品大都以乡下人进城务工经商为线索，或刻画农民个体进入城市后经受情感磨砺的人生经历，或展示商海水深浪险所带来的沉浮悲欢。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艺术影像，然而由于其审美视角局限于物质层面，总不免给人留下浅尝辄止的印象。

　　相较之下，立意高，是《追梦》的显著特点。眉户现代戏《追梦》从一开始，就把基调定在精神的制高点上。主人公林夕在人生转型的重要关头，告别了她生长的故乡、朝夕相处的亲人、相濡以沫的至爱，但没有像燕儿那样被城市的繁华精彩所诱惑，在物欲的“快感”中追求“虚荣”，而是为了寻找一棵远方的“橄榄树”、一方文化的“绿草地”、一种足以放飞灵魂的精神平台——这正是偏远乡村所不能给予她的。透过林夕要到城里耕耘文学的表象，我们触摸到她那颗向着诗与远方的追梦的心。

　　诚然，作出这样的选择，意味着她将面临比那些“为稻粱谋”的务工者们更加复杂的环境。然而，唯其如此，才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才给主人公的人生价值赋予了那么重的分量。这样，《追梦》就在题材选择上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领域，在艺术形象塑造上有了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没有“重复之弊”的表现，在审美效应上为受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空间。这就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对精神高地的占据。

　　在矛盾冲突中丰富人物形象，是《追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尽管突出矛盾冲突，是戏剧创作的一条客观规律，然而它一旦付诸创作实践，就不仅见证作者对生活挖掘的深度，更考验作家驾驭作品的能力，展现出富于个性的艺术向度。

　　以主人公进城为线索，作者从三个层面展开人物与环境的冲突。一是与传统观念的冲突。面对人生转折，乡亲们的现实关切、父母的重重担忧、丈夫秦文斌的不理解以及对女儿的难分难舍，对林夕情感和心灵造成强烈冲击。顶着重重压力与考验，主人公保持了“性格的主导性”，在经历情感冲击和心灵痛苦之后，步履坚实地走进了城市的大门，去繁华的都市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挣脱，更是一种蜕变，是一种生命诗学层面的飞跃。

　　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冲突。变革岁月中的都市，并不是莲荷盈盈的一池清水，更不是雅歌曼舞的一方林榭。城市的物质的确要比乡村丰富得多，它把车水马龙、霓虹五彩、层楼叠翠的一面呈现在主人公面前，让林夕强烈地感受到不同于故乡的物欲横流、软红香土和纸醉金迷。然而，在人生存方式多元的环境中，文化在某些方面也成为一种“物化”的存在，文化的功能被经济力量所掩盖。一方面，梦想在林夕与汪然、路子帆等文化弄潮者的交锋中艰难地实现；另一方面，市场的潮峰浪谷又使得她赖以生存的文化载体面临随时倾覆的危机。迎接这些考验，不仅仅有赖于人物性格的主导性，更需要能够从容穿越风浪，到达理想彼岸的性格丰富性。林夕的光彩照人之处不仅在于她始终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着性格的坚定性和主导性，而且在于她在实践中不断增强着自己融入城市的能力。

　　三是人与自身心灵世界的冲突。这一冲突在秦文斌偶然看到汪然的爱情诗，从而对林夕产生误解，引发争吵，而杂志又因故停刊等矛盾交织中达到高潮。于是，林夕再度面临是走还是留，是急流勇退还是破浪前进的抉择。戏剧借助公园群舞，意象地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外化在观众面前。令人欣慰的是，林夕选择了知难而上，最终留在了城市，并且在时代春风的吹拂下到达理想彼岸。这种处理，强化了这部戏的美学价值。诚如黑格尔所言，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

　　注重意象营构，是《追梦》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无论是在文学文本《都市挣扎》，还是在舞台剧《追梦》中，皂角树都成为作品烘托故事环境、拓展人物性格、升华作品主题的重要意象，而戏剧借助于舞台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了皂角树的“诗意”象征色彩。戏剧的五场“叙事”，有三场都在皂角树下展开，每一场都跌宕起伏，与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紧紧联系在一起。显然，在剧中，皂角树成为象征传统乡村文明的一个文化符号，既有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又带着饱经风雨的沧桑；既是林夕乡愁的象征，又构成林夕精神世界的象征，使得她每到人生选择的重要关头，都从这里汲取精神力量。这是十分深刻的一笔——乡村，是古老中华传统文明的原生地，必然伴随着当代人重塑自我的脚步，与现代城市文明拥抱在一起。因为，一切艺术只要不是单纯地讲故事或单纯地描写人物，就都含有象征意义。